作者：杨继绳
叶选平，叶剑英长子。1924年11月生于广东梅县。1940年到延安。1941年－1945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。1949年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当车间主任。1951年－1953年在苏联实习。1953年底回沈阳第一机床厂任副总工程师，1956年任总工程师；1962年－1973年任北京第一机床厂总工程师。1973年－1978年北京机电局领导小组副组长、党委常委。1978年－1980年任国家科委三局局长。1980年－1983年广东省副省长兼省科委主任，1983年－1985年任广州市市长。1985年－1991年任广东省省长。1991年后先后任第七、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。
撰文/杨继绳
1986年3月，任省长半年的叶选平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成了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。我到广东省代表团提出了采访省长的要求。负责接待记者的是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，她是一位优雅的中年女士。她说，要采访省长，先写条子，把要采访的问题写在上面，让省长自己选择。她一边说，一边拿出记者给她的条子在我眼前晃了晃，好家伙，一大叠！
我想，我得提出一个让省长愿意回答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我想到当时群众对”太子党“议论很多，对高干子弟当官颇有微词，叶省长当时是职位最高少数几位的高干子弟之一，我猜想他一定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。于是，我除了提广东改革开放的问题以外，还提了这样一个问题：你对高干子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有什么看法？下午递了条子，四点多钟，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就通知我，晚饭后叶省长接受你的采访。
时间：1986年3月29日晚6：20－9：30
地点：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广东代表团驻地：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。
身穿皮夹克的叶选平像是一位工程师，他很随和，一见面就像谈家常一样，谈起了他的经历。
我生逢其时，又生不逢时
解放战争时期，我20多岁，在晋西北兴县军工系统的机械厂。1949年在沈阳第一机床厂当车间主任。1951年，东北人民政府派一批人到苏联实习，我去的是苏联重型机床厂。1953年回到原厂当副总工程师。1956年当总工程师。既管生产，也管技术。后来到北京第一机床厂。1973年离开北京第一机床厂，离开了机床行业。一共干了24年机床，真有点舍不得。其中，1969年到1970年坐了一年牢。回过头来看，对机床好些问题没有钻进去。我就怕人家说我是专家。
对政治我有我的看法。看书看得多，会讲一套。我自问：党教育我这么多年，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？还是正确的人生观。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，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。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。这些是很纯朴的，是一心为人民服务。对工作负责任是第一条。现在做思想工作很多人不听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我既生逢其时，又生不逢时。我学技术，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打了一点基础，但很不够。由于是战争年代，条件很差。延安自然科学院出来的人，很多当了部长、副部长。党是有远见的。但基础不太好。任何一个人，学知识主要靠自学，靠在工作中学。学好了再工作是没有的。我在工作中很吃力，逼着自己学习。不学就没法工作。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知识，不断更新知识。当车间主任，1万平方米的车间，清一色的苏联给的新设备。不懂得如何维护、保养。有一次出了问题，高岗火了，到车间检查，崩着脸狠克了厂领导一顿。厂长找我算帐。
工作需要，我不得不认真学习俄文。每天晚上看俄文资料到11点以后。把机床学的大本本都扣完了。我们车间的机床布局原来是群式，总是完不成计划；我建议改成按工序布局，就能完成计划了。懂得了一门外语，就多了一只眼睛。我的几个孩子都生不逢时，都没上大学。我告诉他们，实践是广阔的天地，可以在实践中学习。
高干子弟的提法不确切。他们是一个阶层？你不要把我说得太好。我如果不好，可以把我拿下来。能上能下。干部子女就不能当干部了？利用父兄的地位搞特权，当然不对。他们中有少数犯了法的，因为他父兄的地位不依法处理，更是不对。高干子弟好，不是老子遗传的；高干子弟坏，也不是老子遗传的。我现在有了一点成绩，更多是党和社会对我的教育。因为家庭关系，我比较早地参加了革命队伍。没有这个家庭不会有这么早。我是15岁到延安的。进延安自然科学院、进工厂是时代的需要。1973年，我离开北京一机床到北京机电局当了副局长，1978年到国家科委任三局局长，1983年到广州市当市长，去年下半年到省里。刚到广东，我抓科技，抓计划生育，抓核电站，什么工作我都感兴趣。一上手就觉得有味道。这些也是很好的锻炼，对我的提高也有好处。从一机床到机电局，接触到机械工业了，刚熟一点，又到科委三局。高能物理设备、空间技术、计算机都在三局。学了两年，刚摸了点门，又调到了广东，当了副省长，还是抓科技。